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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立遗嘱人具有行为能力系遗嘱有效的前提条件,常成为争议焦点。”法官表示,立遗嘱时,遗嘱内容应具体明确,可适当增加一些生平经历、感情偏好等个性化陈述,提高辨识度,降低被认定无效的风险。为防止一方否认遗嘱真实性而导致效力认定陷入困境,持有遗嘱方应注意留存遗嘱人相关笔迹材料,尤其是与遗嘱时间相近的公文档案材料,避免因比对样本不足而无法进行遗嘱真实性鉴定。
他认为,解振华的谈判风格并不是对抗性的。遇到分歧时,他首先想要“解决问题”。他会要求双方各自亮出自己的红线,“什么是不能碰的、是中方绝不会让步的,什么又是可以商量的”。在维护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“大是大非”上,他坚持原则,姿态强硬,绝不含糊。同时,他清楚意识到,气候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,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,这是所有缔约方的“共同语言”。在这个根本“共识”下,谈判是“要寻找各方的最大公约数”。
――严守节点不放松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23个月公布全国查处“四风”问题数据,党的二十大以来坚守节点分4批次公开通报3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。各地综合运用公开通报、内部通报、专题通报、个案剖析等方式,用身边人身边事,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
法律是准绳,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;道德是基石,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。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,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,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,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。如何将纸面上的“法”、案例中的“法”,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、笃行的法律意识,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,让法治精神、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?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,率先垂范。2020年9月,张军以“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”为题,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,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“云端”听课。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,受到师生欢迎,引起社会强烈反响。截至2020年9月,全国共有3.3万余名检察官在4.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。其中,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,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。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“有没有”转变为“好不好”这一深刻变化,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,创作动画、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,打造标准化课件库,努力提升法治、德育宣讲质效。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,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,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,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,积极回应学校需求,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、参与化解矛盾纠纷、开展临界预防、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,支持、促进、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,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,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。